回乡?那我就是一个笑话。乡村的悲哀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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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鸿:

回乡?那我就是一个笑话。乡村的悲哀!

家乡不是一个客观的、社会学意义的乡村,它是我的故乡。

今天谁回流?你熟悉的整个氛围没了,你的玩伴、亲人都没有了,村庄所有的资源,自然资源、人力资源,都被抽走了,你回去干嘛?在今天的价值观里,如果我回农村去,会是一个笑话。他们会认为你是混得不好。在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化的潮流中,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某一个农民、某一个人回乡。

在历史里,我们有“乡绅”在支撑整个村庄的道德结构和文化结构,比如你在北京做官、经商,老了告老还乡。教教当地的孩子,出钱修学堂、建祠堂,结交文人雅士,并且经常会管理村庄的事务,这样的人对村庄的影响非常大。

现在,考上大学的那些人会回家乡吗?

如果社会不从整体上扭转对乡村的基本认知,我想,乡村的“荒凉”和“消失”是必然的。当然,这也可能就是今天我们的制度的最终目的。消灭乡村,建造城市。

而对于大部分打工的农民而言,他也往往是在不得不回的时候才回。

乡绅没有了,像父亲那一代“爱管闲事”、又略有一点见识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,我们这一代所谓知识分子又是在“逃离农村”的观念中上大学进城,年轻一代孩子也无不想着挣脱这个“鬼地方”。

我跟和我一样从农村出去最后走上政途的官员有接触过。一般一届任期只有五年,要想升职,就一定要在短时间里出成绩。怎么办?种庄稼、搞生态农业、规划村庄的长远发展?肯定出不了成绩,只有卖地、盖工业园、引进工厂,马上有效益。在发展建设中,官员的利益,企业的利益,小老板的利益,甚至一个村支书的利益,都可以挟持村民,牺牲他们的利益。有些地方让农民动迁,一开始量地,和政府测量人员一起出现的是房地产商,占地赔款是他发的,这片地升值的部分利益,被房产商和政府拿走了,跟农民没关系。

这样的官员,应该说在他的村庄,他也是社会精英。难道他不爱他的村庄吗?在抽象意义上,他是爱的,那是他的故乡。但当他成为官员时,作为乡村孩子的那一部分越来越萎缩了,更多是体制和利益的化身。

现在,农村孩子通过上学试图改变命运越来越难。

以前,还可以通过“考学”这条独木桥进入更高阶层,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和精英。今天这条路也几乎被堵住了。原因很简单,一是农村的教学质量普遍在下降,“撤点并校”以后,很多村庄的孩子像“包袱”一样被塞在超级小学、超级中学中;二是农民孩子的父母通常都不在孩子身边,孩子缺乏真正的监管,很难考上好的大学;三是即使大学毕业,不一定能找到工作。

在乡村撤并学校后,小学统一撤到乡镇,中学并到县城,一百多个学生一个班,有时候四个孩子坐一个桌子。怎么教育?人太多了,老师根本忙不过来。

现在义务教育不用掏钱,但生活成本非常大。很多农村的孩子,家远的要寄宿,有的要在镇上、县里租个房子,一年下来花的钱非常多。大部分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,孩子们的心理健康、身体健康,都是问题。农村孩子的辍学率其实很高,很多孩子坚持到初中毕业就不上了。

 

在现在这种急进的城市化制度和进程中,“乡土中国”肯定会消失。主要是精神结构的消失。原有的道德基础、文化样态彻底动摇,“利益”变为最直接的东西。

原来传统的大家庭生活里,大家要面子,还有道德约束,你不能干太丢人的事情,做了错事会脸红。现在一拆迁,利益凸显出来,原来那套伦理价值观,迅速坍塌掉了,兄妹情感、父子亲情,全部没了。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,这种文化坍塌不可避免,可能会更加严重。

农村日常生活中,传统文化内容基本上都消失了。从50年代开始,大规模破除“封建迷信”,拆除一切有形、无形的传统。祠堂、寺庙、戏楼、墓地、墓碑、牌坊、门楼,传统的建筑统统拆光;哭丧、法事、烧香拜佛,和传统有关的生活仪式,不再存在。

这里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,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、记忆、知识和过去的神灵。奇门遁甲、生辰八字、五行八卦,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,已成为腐朽的过去。现状流行算命、占卜,只是为信者提供抚慰与粉饰,并非真的有信。就像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1967年在印度考察时所感受到的,印度的神像、神祇和信仰被迫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装饰者。

 

农民进城,所有的人际关系,圈子,都来自农村。

村庄里的一个人来了,他的亲戚,亲戚带亲戚都来了。他们没有知识,没有经验,没有渠道,只有依靠原有的人际关系,寻找发展机会。每个打工者聚居点,都以老乡为单位聚在一起。

他们的身份感仍然依靠这个“熟人社会”来建立。譬如我,我有稳定的职业和圈子,别人会尊重我,我在这个地方有我的价值感,有我的身份存在。打工的农民没有,他是一个原子,没有单位,没有归属感,没有稳定的支撑和身份的尊严。所以,他们只能抱成团,在城市远郊的村庄扎堆住,相互帮助扶持,形成利益团体。相互之间也吵架、打架、尔虞我诈、家长里短;彼此怨恨着、厌恶着,又亲密着、交往着,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。

这个封闭的区域,是他们熟悉的世界,是一个关系网,你是谁谁的小姨子,你是谁谁的小舅子,每个人都有存在感和价值感。如果是好人,会受到尊重;如果是坏人,会被人看不起。

像今天更年轻的打工者,他们最恨别人看不起,往往会爆发,带刀去马路上寻事,故意挑衅打架,或者把路灯、桥栏杆、车站灯箱这样的公共设施砸了发泄。他们的反抗方式都是无名的反抗。

 

先把农村变得更好,城市像城市的样子,农村像农村的样子。农村有和城市一样的社保、医院、小学,有很好的服务设施,很好的规划,空气是好的,有果树绿地,房子盖得非常好,可以上网,我干吗要在你城里?

与此同时,如果他想进城,不管去哪个城市,你要公平对待。农民工应该和城市人一样,享受各种保障,不许随便抓不许随便打,尊重他,包容他,他自然也会越变越好。

 

“新农村建设”这是一个双刃剑。有可能拯救农村的衰败,恢复它的活力和生命力;有可能是一个历史坍塌的开始,农村彻底地消失和灭亡。

有一个根本问题一定要问,我们到底要建构什么样的“新农村”?经济发展当然很重要,但“新农村建设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。

我常听到基层官员,包括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说:我让你住楼房,多好的事情,你干吗不住,要上吊,要躺在那个铲车下面?那么反过来问他们:你有没有考虑到农民的意愿?他花一辈子盖了三层小楼,住在里面非常幸福,突然有一天你告诉他:我给你盖个公寓楼,地还能赔你一些钱。你觉得他会信你吗?你觉得他愿意吗?

 

什么是更好的乡村,什么是乡村的幸福?

晚清留学生在日本办了很多杂志,都是以地域命名的,《河南》、《云南》、《四川》等等。他们当时谈的全是乡村自治,平等,民主,谈的是方言怎么样转化,谈的是黄河流域怎么来治理,完全现代概念。在那个时候乡村是有开放性,是有可能跟现代接轨的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,“乡村”、“乡土”、“传统”变成一个前现代的、落后的、一定要抛弃掉的东西?仿佛只有把“乡土中国”像肿瘤一样割掉,我们才能真正达到“现代化”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语流变。

今天我们这种思维有一个前提,乡土中国要不得,赶紧把农村变成城市。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村变成更好的农村?

 

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,农民无论是留在当地,还是进入城市,都是被告知的。从1951年到1959年,政府下发了八九条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法令、法规、通知、指示,如1953年4月17日发布《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》,1954年3月12日《继续贯彻〈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〉》,1956年12月30日《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》等等。这些文件都是禁止农民流入到城市,因为要保障城里边的生活秩序。你是农民户口,去了没有福利,是“盲流”。这就是告诉你,你不能走,只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。这些基本造成了今日之间的城乡分治的体制。

1980年代,土地承包到户,是被告知的。后来又告知他,你可以进城了,打工挣钱。为了城市建设,农民付出了家庭、情感,付出他的幸福、健康,最后又告诉你,城里没有户口,孩子不能上学,你再回农村去养老。

现在,城市发展要农村的地,农民又一次被告知,把地腾出来,你们全部上楼。这些地腾出来干什么,你不要管了,还是一直被告知。

一个神话故事叫“勾国臣告河神”。勾国臣是一个落第秀才,好抱打不平,爱管闲事。当地湍水年年涨水,淹了农民的花生、西瓜。有一天他喝醉了,又听见农民在骂:河神这么坏,每年都给你上供,你还在淹。他就想,我写一个状子,告到玉皇大帝那。状子写完以后他塞到门洞里边,等于没有上呈。后来有一天老婆跟他吵架,一气之下把他的状子全烧了。结果玉皇大帝收到了,说人胆敢告神,这还了得。就命令天兵天将来捉他到天上,你干嘛要告这个事情?勾国臣就说,河神太不像话,每年都淹农民。玉皇大帝说,你既没有种地,河淹地关你何事,先重打40大板。

人间的勾国臣悠悠转过魂来,知道自己快死了,告诉老婆说,我死之后,你要把我埋在湍水的旁边,最近的地方。如果河水淹到我,我就可以告状了——关我事,你把我淹了。我的长辈讲,说也奇怪,每年湍水都涨水,但都绕过坟头,从来不淹。解放前这个坟头还在,我父亲他们还去看过。还有个石碑,上面写着:义士勾国臣之墓。这是真名。

勾国臣大概是最古老的访民,上访失败了。但他还要反抗——把我埋在这个地方,你淹我,就干我事了,我就告你。我觉得这个故事太具有象征性,中国农民的命运,中国人性格特征的来源,统统浓缩进这个神话故事里面了。